2000年5月3日安徽省某监狱。一名因盗窃罪被判入狱3年的犯人，在即将刑满释放前突然作出惊人之举，向政府主动交代了6年前他在家乡福建福清市杀人后隐姓埋名大逃亡的坎坷经历。
整整六年，不管我逃到哪，那个噩梦总是如影随形般缠着我。多少次，我全身冷汗淋漓地从那血糊糊的脸、痉挛的躯体及那双临死前绝望的、恐怖的眼睛中惊悸而醒。我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在无边的黑暗中接受灵魂的审判。
我再也受不了，我要自首。
他以为我在吓他，朝着枪口扑了过来，“砰——”
天地良心，我买那支砂枪只是用来防身壮胆，我从没想过要用它来杀人。
但悲剧还是发生了。同村的薛某与我有过节，一直扬言要找我算账。那时的我年少气盛，没当回事。那一天薛拦住我，没几句就要开打，我火了，掏出枪指着他，“别过来”，我警告他。可薛以为我在吓他，轻蔑地瞟了一眼我手中的枪，又扑了过来。“砰——”，不知什么时候我扣响了扳机，我的手掌被震出了血，在巨响中，我甚至还很英雄地吼道：“你逼我的！”然而，透过枪口冒出的青烟，我看到薛还在摇摇晃晃地朝我冲过来。我急了，又顺手摸过一把锄头，在他背上狠狠砸了几下，薛终于訇然倒地。
薛倒在地上，满脸是血，四肢痉挛，泛白的眼睛死盯着我。我怕极了，转身狂奔。在村子里转了好久，直到深夜，我才敢往家走。可是家门口吵吵嚷嚷围满了指手划脚的人。薛死了！我魂飞魄散，
我杀死了薛！
那是1994年7月，22岁的我成了杀人犯。
看见穿制服的人我的心就怦怦直跳
如果被抓到了，肯定是死路一条，枪毙！我可不想落个这样的下场，为了活命，我选择了逃亡。
那天晚上，我将砂枪丢进村后的水库里，连夜搭车跑到百里以外的省城福州。可是在那里我仍然感到极不安全，去哪呢？在火车站，我听说广州外地人多，容易藏身，于是我爬上了开往广州的火车。
一路上，我每时每刻都担心会被人查出来，一见到穿制服的，我的心就会怦怦直跳，连戴袖章的老头都让我发抖。到了广州，我在一个黑市上用身上仅有的400元钱买了一个假身份证，上面的相片与我有点相像，从此，我摇身一变，成了湖北武汉一个叫“钟华”的人。
在一个小镇的建筑工地上，我得到了一个搬水泥的苦力活。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，我整天闷声不响，只是埋头干活，我甚至连家乡的福清话都不敢讲。更让我心惊胆颤的是，派出所的人时不时来查外口，每次他们一来，我就觉得世界末日快到了。就这样，我每天都提心吊胆，晚上做噩梦，半夜里大呼小叫的，同屋的民工都说我有梦臆症……10个月之后，我觉得不能在一个地方呆太久，就向对我还不错的老板请假说要回家一趟接老婆。
出了工地的大门，我茫然不知所向，只得随便上了一辆长途汽车，后来才知道车子是开往有“天堂”之称的杭州。
我觉得自己又欠下了一条人命
没想到，在“天堂”杭州，我的罪孽又深了一重，因为我在这里又欠下了一条人命！
在杭州，我靠收破烂为生。为了赚点钱以便以后再跑，我起早贪黑，拼命地干。1996年2月26日凌晨5点多，天刚蒙蒙亮，天很黑很冷，我推着前一天收来的可乐瓶，准备到钱塘江大桥另一边的
收购站去卖掉。“站住，什么人！”刚要上桥，几个全副武装的武警战士拦住我要检查，我的头一下子就大了，那张假身份证没带在身边。
“请跟我们到派出所去协查一下！”武警战士威严的声音就像晴空霹雳。完了，查出来我就死定了。慌忙之中，我跃过栏杆朝大桥下翻滚着的江水跳下去，江水刺骨般的冰冷，我呛了几口水，一下子就失去了知觉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我醒过来，发现躺在武警的营房里。听他们讲，为了救我，有七八个战士跟我一起跳到江里，其中一个被淹死了。听到这，我更害怕了，我又害死了一个无辜的人！虽然不是我杀死的，但他却为我而死，我又欠下了一条人命！
在派出所，我编了一个故事：我，钟华，武汉人，孤儿，12岁就出来流浪，以收破烂为生。派出所没有办法，只得送我去收容所。
后来，我找了一张2月27日的报纸，从那上面我知道了为我牺牲的那个战士叫龙金华，还不到20岁。我心里很沉重，他的死像一座山一样压着我，我感激他，可我没办法报答他，我是个罪人，我不值得他为我牺牲，这一份恩德只有下辈子去还他了。
在监狱我被评为“劳动积极分子”
从收容所出来后，我再次南下，到海南三亚市打工。可是碰上了一个黑心的老板，赖工钱，我白做了几个月。于是我又一次漫无目的地上了一辆车，这回我坐到了上海松江县。
那一天是1996年10月17日晚上9点多，下车后，我肚子饿得“咕咕”响，可口袋里已没有一分钱，我只好在大街小巷里转悠。在一处工地，我看到有很多电缆线堆在那里无人看管，凭以前收破烂的经验，我知道这些电缆比较值钱。于是我用打火机点火将电缆烧断，收了好大一捆。没想到我扛着电缆线还没走几步，就被当地派出所的巡警给逮了。因为怕派出所查得太紧，我老老实实地交代了盗窃行为。对于我的身份，我仍是用以前的故事骗公安。拘留期间，我忐忑不安地等着他们的调查和处罚结果。不久，我被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。没查出来！我心上的石头终于放下了。
我是在上海市白茅岭监狱七监区三分区（设在安徽省南部某地）服刑的。在我看来，监狱里的3年生活比在外面逃亡的日子舒服得多，安心得多。因为在监狱里面，我是一个叫钟华的盗窃犯，钟华没有杀人，没有人会到监狱里来抓他。我甚至有点庆幸能以盗窃犯人的身份来藏身了。
监狱里的生活很有规律，有吃的有住的。但只要一静下来，薛的影子就在我眼前晃，弄得我晚上老做噩梦。因此，我白天拼命干活，以此使身体疲倦，晚上能睡死过去，这样可以少做些噩梦。我从不与管教干部作对，也从不与其他犯人吵架。政府警官对我也很好，从不打我骂我，还很关心我，特别是那个刘股长，有一次，我发高烧，他半夜里起来请医生给我打针。还有李科长、戴警官等人，他们经常找我谈心，要我安心服刑，争取早日出狱，重新做人。但是我每次总是咬紧牙关，从不敢讲以前的半个字。
连续两年，我都被监狱评为“劳动积极分子”。到后来，我的表现积分已达到180多分。据说，刘股长他们正在帮我整理材料，申请为我减刑。很多人为我高兴，但我却暗自发愁，因为早一天出狱，我就要多一天逃亡生活。
将所有一切交代后，我长长吁了口气
所有的这一切在今年的某一天全变了。
看了那一天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《人民日报》等报纸，我的整个世界轰隆一声坍塌了：全国性大规模的“追逃”斗争开始了！我在家乡杀了人，在外又欠一条人命，我肯定被上网通缉了，我逃到哪都会被抓住，杀人潜逃，罪加一等，我肯定是死刑，这回死定了！我脸色惨白，脑袋瓜“嗡嗡”直响，乱成一锅粥。我绝望了。
接下来一段时间，监狱里经常开会，动员犯人交代余罪。我罪大恶极，欠下了两条人命，我该怎么办？！
我又开始做噩梦了，每天晚上我都是冷汗涔涔地从梦中惊醒。从此我浑浑噩噩，做事讲话都无精打彩，经常出错。关心我的刘股长、李科长、戴警官等人见我这样子就知道我有心事，经常找我谈心。辗转反侧几个昼夜之后，我开始彻悟了：一命偿一命。至少，我应该偿那位武警战士的命，他可是为救我而失去了他年轻的生命的，我真对不起这位小兄弟，我不配他作这样的牺牲。今年的5月3日，是我的新生。在这一天里我下定决心自首，向政府交代了我隐瞒了5年的真名，我将杀人以及逃亡的经过如竹筒倒豆子般全吐出来了。花了整整3个小时将所有的一切都说完后，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再也不用逃亡了，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。刘股长听完我的交代，几乎不相
信自己的耳朵，他马上拿起电话往我老家福清市东营边防派出所拨……
5月8日，我家乡福清东营边防派出所何指导员及叶干事过来接我来了。“要回家了，你怎么样？”何指导员关心地问了我一声，我愣了许久，多么熟悉而又陌生的乡音啊，整整6年，我没有听到、也不敢讲的福清话！我号啕大哭，不为自己，为我的罪孽。
深圳法制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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